研论 | 马克思的“扬弃”论与孔子的“损益”观
时间：2024.12.04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创始人的论述中，都包含着在继承历史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形成符合时代需求的思想主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Aufhebung”被广泛使用，来表示辩证的否定，即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保留旧有东西中有价值的成分，中文译作“扬弃”，精确地表明了“Aufhebung”其意。这种理念与孔子的“损益”观有较强的相通性。马克思早年是青年黑格尔派，受黑格尔影响很深。黑格尔在其著作《逻辑学》“变的扬弃”一节中指出“Aufhebung”在语言中的双重含义：“扬弃和被扬弃的东西（观念的东西）是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到处决然反复出现的基本规定，其意义须确定把握，尤其要与‘无’区别开来。扬弃自身的东西并不因扬弃而就是‘无’”。这就是说，“扬弃”一词既意味着保持，又意味着停止，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恩格斯后来作了进一步解释：“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做第一个否定的时候，就必须做得使第二个否定可能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这样，在唯物辩证法中，否定就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儒家思想强调的“日新”“革故鼎新”等概念，更接近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内涵。《大学》引商之《盘铭》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日新”观念对儒家思想有很大影响，后来发展成为“革故鼎新”。“革”与“鼎”原是《周易》中的两卦，即“革卦”和“鼎卦”。革故鼎新最初表示的是新旧王朝的更替，后来，人们借此泛指一切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变革，这正是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否定观的内容和象征。如何才能做到“日新”和“革故鼎新”呢？孔子提出了“损益之道”。“损”“益”也是《周易》中的两卦，即“损卦”和“益卦”，为一组相反相成的两卦。孔子将损、益连用，合成“损益”。无论是马克思的“扬弃”，还是孔夫子的“损益”，都意味着旧事物的破坏和新事物的产生。然而，“新”和“旧”都是相对概念，新事物不会永远都是新事物，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事物就为更新的东西产生准备了条件。这些条件一旦成熟，再次否定就会发生，这就是否定之否定的本质。就像孔子认为的：《周易》中“损卦”和“益卦”共存于同一卦体，互相依存，损中有益，益中有损，二者相互依赖，是辩证统一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孔夫子思想都是“扬弃”“损益”的结晶马克思哲学是不断“扬弃”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扬弃黑格尔哲学的典范。恩格斯指出：“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否定的否定”的弊端。但马克思重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否定的否定”规律进行“扬弃”，还没有从哲学层面进行系统论述。这个任务是由恩格斯去完成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用了一整章来论述究竟什么是否定的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体的发展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但在前进和上升的过程中还会体现出曲折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扬弃”论正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集中体现。据《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对前代积淀下来的思想精华，不主张完全否定，而是抱着积极的态度继承发扬。他认为夏、商、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代有损益，至周公时已比较完善，所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针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明确提出“克己复礼”。所谓“复礼”，也是以损益为前提的。对礼的“因”并非陈陈相因，一成不变，而是有所“损益”、有所变通。孔子“损益”的原则，贯穿在他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而且源远流长，对我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损益”是具有哲学内涵的概念，将其运用于历史领域，中国古代思想中关于“因革”关系的讨论，就包含这方面的内容。王安石说：“三十年为一世，则其所因，必有革。革之要，不失中而已。”他认为，世与世之间不仅有继承的关系，还有变革的关系。在“因”与“革”之间要“不失中”，要把握这个“度”。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十分看重“因”“革”的作用，认为如果一味因循而不知变革，社会就会僵化腐朽，治世就会变成乱世；但如果一味求变，而不知继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好传统，人们无所适从，社会也会动荡。同时，他也认为“善用其因革者，岂有一定之成法哉！”也就是说，如何把握这个度，并没有现成的规则可循。“扬弃”论与“损益”观毕竟是产生于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体系，马克思的“扬弃”和孔子的“损益”还是存在显著差异的。马克思的“扬弃”是在否定中看到了肯定，而孔夫子的“损益”是在肯定中看到了否定。这是我们在探讨二者相通性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马克思的“扬弃”论与孔子的“损益”观，不仅主要内容上有显而易见的一致性，在思维方法上也都体现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二者都是开放包容的思想体系，对一个事物，都没有绝对的否定，也没有绝对的肯定，而是认为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否定中包含了肯定。这种共通的思维方式，有利于二者更好地结合。学思千载，文脉绵延。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就是对“扬弃”论与“损益”观的融汇和发展。理论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重要论述的历史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改革放到从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观照，深刻认识到改革是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脉络，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灿烂文明的底色。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遥相呼应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变革智慧，深刻揭示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性地位。“扬弃”论与“损益”观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重要论述提供了深厚理论土壤。辩证继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重要论述的现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体现了对传统“扬弃”“损益”观念的辩证继承。在对待旧的体制机制等问题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看到问题所在，既要运用“扬弃”理论，保留合理部分，去除阻碍发展的部分，又要运用“损益”思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和取舍。具体说来，在文化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正是“扬弃”论与“损益”观在文化传承与发展维度的融合。发展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重要论述的超越性。“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效果这个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全球治理经验和中国以往治理模式进行全面审视，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构建新的发展路径和改革方向，无疑超越了传统理论的局部视角。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重要论述的创造性。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守正创新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立场，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是“扬弃”论与“损益”观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表达。守正创新，就是要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强大定力，激发敢创新、勇攻坚的锐气胆魄。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守正才能保证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更好地守正。守正是创新的根基和前提，创新是守正的动力和发展。“不该改的不改”，“该改的坚决改”。“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守正创新，才能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切合实践发展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从孔夫子到马克思再到“第二个结合”，从“损益”到“扬弃”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经典理论始终具备与时俱进的蓬勃生机，始终指引着社会前进发展的方向。
作者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馆长杨家毅，
